邓理峰 | 风险治理中的常民知识生产、传播及影响——基于我国内陆核电争议中反核群体的研究

原文刊载于《全球传媒学刊》2022年第2期“风险传播与治理”专栏。

作

者

邓理峰：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副教授。

概

要

【摘  要】被视为外行的普通民众，如何有序有效地参与具有知识垄断特征的公共讨论和决策，这一话题的实证研究至今仍颇为缺乏。福岛事故后，我国内陆核电争议中反核群体呈现出来的常民知识，是一种以实践理性为中心的知识体系，具有淡化科技理性、凸显社会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特征。其知识来源是技术精英的核电异议，而传播和影响链则以互联网为主导，兼用政策内参和社交网络。反核常民知识最主要的影响是形塑了公众及决策者的认知结构、情感倾向和政策偏好。常民知识与专家知识在内容上是互补而非竞争的两类知识体系，可以把常民与专家之间基于知识的共识协商作为公众参与协商治理实践的一种策略和方法。

【关键词】风险治理；常民知识；内陆核电争议；福岛核事故

常民知识（layperson knowledge）相对于专家知识（expert knowledge）而言，通常是一种社会认可度远低于专家知识的知识类型。常民知识多表现为生活常识、地方经验和文化偏好。专家知识则是一种基于数据、概率和逻辑的科学与技术知识（Beck，1992. p.29）。常民知识与专家知识互补长短。专家知识是一种科学理性与技术理性，而常民知识则是一种社会理性和价值理性。常民知识始终带着价值导向，这也是为什么常民知识被认为有助于完善公共治理和决策的原因。哈贝马斯关于交往行动的伦理理念，即公平、自由和开放的辩论和沟通有助于确保没有哪一种形式的推理和知识能够压制其他形式的推理和知识（Habermas，1984. p.9），以及韦恩对于常民知识及其作为以一种知识之合法性与价值的开创性研究（Wynne，1992. pp.281-304），共同奠定了普通人平等参与风险议题协商和公共决策的理论基础。

相比于常民知识在公共决策中的重要性和价值探讨，目前更为迫切的是探究常民知识的生产、传播及其所起的社会作用。因此，为了系统研究常民知识对公共政策的影响，本文选取科技知识门槛相对较高的核科学作为对象，来观察反核群体的常民知识实践。

一、内陆核电政策争议中的常民知识

内陆核电争议中反核群体的常民知识实践，为我们探究常民知识的生产和社会影响提供了极佳样本。尽管核电具有能量密集高效、低碳减碳和相对安全等优势，但由于核泄漏风险、放射性废物处置、建设成本高昂等问题，有的国家已经或正在评估是否继续使用或逐步放弃核电。2011年3月日本福岛核事故后，围绕核电安全话题，我国也出现了反思、存疑甚至抵制在内陆地区建设核电站的政策，其影响广泛，持续至今，被称为“内陆核电争议”。

2019年以来，我国陆续颁布实施的《重大行政决策公众参与办法》《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核安全法》等，都对公众参与政策过程做出了一些具体规定。然而，在具有天然知识门槛的技术争议中，公众参与如何有序有效地介入政策协商和决策，公共政策草创过程中如何吸纳常民知识，从而优化决策过程和政策本身，关于这些问题，学界基于事实和数据的实证研究仍旧不多。

内陆核电争议中常民知识实践之所以值得深入探究，原因有二。首先，涉核工业项目争议具有天然知识垄断的特征，这有助于我们完整地认识常民知识实践及其性质。其次，我国核能领域在公众参与技术风险之协商治理的实践方面走在国内各行业的前沿。核能行业领域的探索实践及其出现的问题具有典型性。由于涉核工业项目将长期影响自身及社区，普通公众对于核电政策往往有强烈参与意愿。反核常民知识不都是非理性的情绪化表达，哪怕在一些非理性表象之下，也包含着普通人看待该问题的合理内核。比如，对于技术风险和可能后果的担忧、对风险规制及沟通机构的不信任，以及对曾经历过的风险—收益分配中的不公平可能重现的焦虑等。

二、相关文献

由于知识生产与身份、权威、合法性和问责等公共治理相关重要话题紧密关联，常民知识实践被认为是影响公共协商的重要因素（Miller，2008. pp.1896-1919）。但是，以往相关研究对于知识生产诸类型过于忽略，哪怕在国际上享有盛名的社会理论家贝克和吉登斯，对于风险社会的分析都毫无例外地聚焦在专家知识之上，而忽略了常民知识（Wynne，1998. p.44）。哈贝马斯关于“更优说辩胜出”（the power of better arguments）的规范性理想，也偏爱常规意义上实证的知识形态（比如科学），而无视其他类型的知识形态（Healy，2009. pp.1644-1654）。因此，我们需要回溯常民知识的传播过程与机制的相关研究，并将其作为进一步理解常民知识之社会影响的出发点。

（一）风险治理中的常民知识及其价值

在影响广泛但也广被诟病的知识赤字模型中，解决常民与专家知识不对等的方法是通过普及专业知识、消除常民知识赤字来实现的。但是，这种以去情境化和高度形式化的专家知识为唯一真理的信念，会“框限我们对风险之于社会、政治和文化面向的理解，因而也制约了我们对新形态社会秩序及其社会合法性基础的想象”（Wynne，1992. p.45）。尊崇专家知识而贬抑常民知识的二分法，呼应了更为深层范畴的二分，比如自然/文化、事实/价值、主观/客观、内容/情境、专家/常民等。这些二分范畴的关系反映了传统上的扬事实、抑价值的偏见。受此偏见影响，常民公众参与的价值以各种方式被系统性地贬低了（Healy，2009. p.1644-1654）。

常民知识在本体论和认识论上均不同于专家知识，而是与专家知识互补（Dixon et al.，2009. p.21）。近年来，无论是强调超越个体主导的认识过程，转向群体和社会互动情境里知识生产的社会认识论（social epistemology），还是强调文化、价值观念和规范制度在知识生产中发挥作用的公民认识论（civic epistemologies），虽然概念不尽相同，但都是质疑和挑战传统上基于理性、个体和专家系统的知识生产过程。社会文化路径分析对于风险感知评估的态度，有力批判了科技理性视野的偏执。技术官僚和科技专家对于风险的界定日益遭受诟病，是因为科技视野里的风险观忽略了风险的社会、文化和政治属性（Lupton，1999. p.3）。常民对于风险的感知和评判，受情境知识（contextual knowledge）的影响，而情境知识又被非正式知识、个人生活史、焦虑和文化意义等所左右（Collins，2010. pp.621-637）。这种情境知识或社会理性（Social rationalities）和常民知识，在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决策中的作用日益得到承认，被认为在不同情境里是有效的。

公众带着常民知识参与公共治理决策，从功能上可分为三种类型：规范型、实质型和工具型（Fiorino，1990. p.228）。规范型功能在于，技术官僚主导的闭门决策，与民主理想中公民有权参与影响自身及其社区的公共决策，两者不兼容。常民知识介入决策，让民主在特殊领域得到贯彻。实质型功能在于，仅仅依靠技术专家的诊断和防范措施，很可能错失甄别一些技术危害的机会，而普通人基于经验、伦理和直觉等常民知识，对于揭示技术风险具有防漏失作用。工具型功能在于，若公众能有序有效参与，公共决策将更好地获得民意支持，从而加固社会理解而令政策有效着地。

总体而言，科学准确的事实并不足以告诉我们应该如何行动（Porter & Ross，2003. p.53）。风险评估和风险管理需要不同类型的知识。前者需要基于因果关系的学理知识，而后者指向处置风险的各种工具和方法，需要的是情境化的社会知识（Renn，2008. p.5）。

（二）常民知识传播的“社会场域”模式

凯利曾提出传输观和仪式观两种被广泛引述的传播观（Carey，2009. pp.13-23）。传输观侧重信息线性传输模式，即“信源—媒介—受众”，被称为“信息高速公路”模式，旨在探究信息如何突破空间束缚，实现最大扩散与社会控制。仪式观以建构主义为本体论，侧重信息和意义共创共享的模式，被称为“社会剧场”模式，旨在探究传播如何通过分享、参与、结社、团契和共同信念的持有，构建维系一个有序有意义的文化共同体。在凯利的基础上，后来研究者提出了第三种传播观，即竞争观——以象征互动主义为理论，侧重传播各方如何围绕事实的界定和解释而展开较量，争夺社会场域中的主导地位。这种竞争传播方式被称为“社会场域”模式（Pidgeon et al.，2003. pp.160-162）。

常民知识传播适于以竞争观来看待。知识不是在真空中扩散的，传递媒介也不是一个澄澈透明的传输管道。知识是在充斥着观念、行动者、传统和制度的社会场景中，被积极地转化和翻译的。因此，知识从来不会在传播过程中保持纯净完整和全然不变（Jensen，2010. p.21）。对于这种现象，风险的社会放大理论（the social amplification of risk）曾尝试作出系统梳理，并令人信服地提出，在感知风险的过程中，人们的风险评估会与心理、社会、文化和制度交互作用，从而强化或弱化风险感知并塑造风险相关的行为决策（Pidgeon et al.，2003. p.10）。但是，该理论也存在诸多缺漏，比如媒体的多样与复杂性、常民受众的能动性和复杂性，在该理论中没有得到充分体现。

一方面，能动的传播者往往会聚焦和裁选原版信息的不同面向，放大可以确证自己信念和价值的内容（Leiss，2001. p.103）。传递者因普通个体或专业机构的差异，所裁选、聚焦和忽略的过程及所遵循的逻辑等方面会有所不同。个体传递者会更加受个人情感、价值观、经验、偏见的影响，而机构传递者因为集体决策的理性，会更多地遵循专业规范（Renn，2008. p.302），尽管这样的专业规范未必与科学共同体所遵循的规范吻合，甚至可能存在冲突（Nelkin，1995. p.35）。另一方面，在深度媒介化社会里，知识传播过程中媒介环境也日益受到关注。^①

（三）常民知识生产作为一种权力实践及其社会影响

常民知识生产作为一种微观层面的话语生产，始终与宏观社会结构之间存在互动关系。知识分歧和竞争的动力往往源于权力实践与竞争。比如，社会与政治争议常常演变为技术争议，围绕资源争夺的冲突被表述为知识生产的冲突。社会取向的批判话语分析，凭借一个特定文本与其所引用、改写和扩展的其他文本之间的关系（Fairclough，2001. p.36），帮助我们看到常民知识的话语生产与文本之外社会、政治、经济议题的关联。

福柯对于知识生产与权力实践二者关系的阐述，被认为是革新了权力的传统解释。传统上权力被认为是以负面的、限制的、压制的、排斥的和藏匿的方式运作的。福柯却认为，权力是一种生产性力量，能够生产现实、生成知识，甚至生成人本身（Foucault，1980. p.59）。权力实践无时无刻不在创造知识，反之，知识也始终在铺垫和扩散权力的效果。没有知识，权力难以作为，而知识必然产出权力（Nagel，2014. p.52）。权力通常令掌权者具备优势以获得知识，知识也时常协助一个人获取权力。

知识与社会秩序的生产被认为是一个相辅相成的过程。福柯提出社会秩序和知识秩序合二为一的命题，贾斯诺夫也曾提出知识生产与社会秩序生产交叠互嵌，相互形塑（Jasanoff，2004. p.2），米勒则用“知识—秩序”（knowledge-orders）的概念描述知识生产与社会政治安排之间的交互影响（Miller，2008. pp.1896-1919）。知识—秩序的概念涵括了不同类型的知识与社会秩序，从高度专业化和严密组织化的知识系统到松散、多元、异质的知识系统，而本文所论述的常民知识正是其中的一种松散类型。

常民知识生产的社会影响，主要表现为赋权潜力。知识生产中的公共参与有助于赋能弱势/边缘群体来表达意见和践行能动性，改造社会权力关系（Greenwood & Levin，2007. p.73）。通过获得和使用知识，以及参与知识的生产、使用和传播，行动者能够影响到行动可能性的边界及其界定。在有些情境里，通过控制他人的知识生产，能够极大限度地框限对方的想象力和行动力。在另一些情境里，知识生产的能动性则会极大限度地拓宽行动及其社会影响的可能性边界（Gaventa & Cornwall，2006.pp.122-128）。

常民知识在解决风险治理和管理的现实问题中具有实质性功能。常民知识的介入，一定程序上制约着社会权力，可以打破信息优势主体在“知识—权力”上的垄断，减少邻避风险决策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性，减轻邻避风险各利益主体之间的紧张与冲突，增强各主体之间的信任（杜健勋，2016，pp.141-150）。

三、研究设计与方法

本文的研究包括三个基本问题。一是反核常民知识的类型究竟有哪些。反核群体在一些重要话题上（如核电乏燃料/核废料、核电的经济性、核电安全与监管、涉核领域的科技突破等），生产出了哪些与主流核电知识不同的常民知识？二是反核常民知识的实践如何。反核常民知识的源头及其传播过程和影响链有何特点？三是反核常民知识的社会影响体现在哪里。反核常民知识如何塑造了公众和决策者的核电认知和政策偏好？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我国内陆核电争议中的反核群体。在本文中“反核”包含两种含义且对应两类群体。一是反对在我国或异见者家乡建设核电项目。涉核项目选址地的利益相关方是这类反核群体的典型代表。二是反思我国的核电政策。多为主张审慎布局和发展核电，或者对我国发展核电的技术路线持有异议的群体。需要指出的是，这两类异见群体都相当大程度上受到核能行业内部持有异议之核专家意见的影响。

对于常民和专家的传统界定，多聚焦在社会角色。在新媒体环境里，由于人们检索和获取信息的方式发生了变化，常民和专家的传统区分更有必要作出调整。本文从“社会认识论”和“常民认识论”的角度出发，认为常民与专家的区分不取决于行动者的社会角色，而取决于行动者的认知方式。常民多采用更强调常识、经验（包括实践和默会知识）、文化以及信任等价值的常民认识论，而在特定科技领域具有专家身份的人，视情境不同，有可能采用常民认识论或专家认识论。比如在能源政策领域里的专家，在核反应堆技术领域里则可能采用常民的认识方法。在这种情境里，政策专家就成了常民或常民专家。

本文以常民与专家作为一种认识方法的区分，依据各类群体与决策权力之间的距离、与核能项目之间的关系以及所掌握核能知识的过程特征，将我国反对和反思核电的反核群体区分为三类（见表1）。

本文以案例研究为策略，以每一种类型的反核常民群体及其代表人物为分析单元，将数据搜集方法和调研过程分为以下三类。

一是深度访谈。在2013—2019年，笔者陆续对福岛事故后活跃于内陆核电争议中的反核人士，以及相关政府官员、核电企业中高层管理者等总计50多人开展面对面的深度访谈。首次面访后，根据需要对一部分受访人做了后续的补充面访或电话访谈。

二是网络民族志。从2016年起，笔者在国内最为活跃的反核异见人士中搭建了2个微信群组，一个以知识分子为主，另一个以普通公众为主。微信群组建立至今已有五年多，日活跃度很高。笔者还参与了核能行业里16个微信讨论群，以观察了解核电业界对于反核群体及其意见的反应。

三是文献档案。自从2013年起，笔者通过媒体报道、受访对象馈赠（已发表、未发表或发表前未删节稿本）、中国知网期刊数据库等渠道，搜集整理国内反核异见群体的各类文章114篇，以及媒体以反核人士为信源或引述反核人士的新闻报道2721篇。

资料和数据分析的方法如下：

1.    内容分析。对主要反核人士和核电业界的历年多轮次辩论和对话牵涉的大量文章和书籍做出分析耙梳，尝试解剖核电争议各方的话语实践和社会语境里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之间的互动关系。

2.    过程—追踪分析。过程—追踪分析方法（process-tracing method）是指根据个案线索作出因果解释的一种案例内的分析方法（George & Bennett，2005. p.253）。因果不可直接观察，但因果指向的变化或外症是可以观察到的。过程—追踪分析正是通过变化或外症表现来推论案例的因果。本文的案例研究属于演绎路径里的过程—追踪分析，旨在用既有理论来理解和解释反核群体的知识生产过程及其社会影响。

3.    三角互证分析。三角互证（triangulation）最初源于地理测量和军事领域，是指通过多个参考点精确定位地理方位，后来延伸发展成一种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三角互证对一个研究对象或话题从至少两个不同角度展开观察（Flick，1992. pp.175-197）。本文在数据互证、方法互证和理论互证三个层次上应用三角互证。通过访谈以深化和弥补其他类别数据之细节不足，并与其他研究方法所得进行三角互证。

四、主要发现

围绕着本文的研究问题，即反核异见群体生产了哪些不同的知识类型、反核常民知识的源头、扩散和影响链特征，以及反核常民知识的社会影响等，本节从知识形态、知识行动和知识后果三个方面，呈现国内反核异见群体常民知识的基本概况。

（一）知识形态：以实践理性为中心的反核异见群体常民知识体系

首先，常民核电知识破除了核电业界的知识垄断。在2011年福岛事故之前，国内公众接触到的核电知识主要源于核工业界。我国核工业起步于20世纪50年代的国防建设。基于国防工业背景，核科学技术知识长期都不是公众科普的重点^①。20世纪80年代初期，随着我国第一座核电站——秦山核电的建设，核科普开始起步。到了80年代中期，我国第一座大型商用核电站——广东大亚湾核电站设立了专门负责公众沟通的公共关系处，推动厂务公开透明，面向周边公众普及核电知识。

日本福岛事故是我国内陆核电政策争议的起点。福岛事故发生前，我国内地除了2007年山东乳山发生过针对红石滩核电项目的偶发性在线抗议事件外，未发生过其他有全国影响力的反核事件。国内文化精英群体中的反核异见人士，比如何祚庥院士、雷奕安等，在福岛事故前对于核电都持乐观态度。但是福岛事故后，他们对于发展核电的态度发生了改变^②。此外，福岛核事故发生之后，新闻媒体、网络论坛等公共领域里的核电政策争议也开始显现。

由于核电的知识门槛高，国内反核群体的构成主要是国内文化精英。他们拥有远高于普通人的受教育水平，信息获取渠道和辨识能力也高于普通人。反核异见群体在核电领域里的一些重要话题，如乏燃料、核电安全、核电监管、核电的经济性、核电作为清洁能源的属性、我国核电领域的技术进步等，生产出一系列和主流核电知识不同的常民知识（见表2）。

其次，常民核电知识侧重于社会理性和价值理性等实践理性。实践理性是运用理性来决定如何行动的理由及其推理。实践理性关注的不是事实及其解释，而是价值以及何为可欲可为的规范性界定（Millgram，2003.p.3）。不同于核电科学、工程和技术领域里以概率、数据和逻辑为内容的专家知识，反核常民知识呈现出偏重社会理性和价值理性的显著特征。反核群体不完全是围绕核电相关的技术维度展开讨论，而主要是围绕核电政策展开分析的。常民群体对于核电相关的知识生产，多避开了核电技术专家所擅长的工程与技术议题，侧重在核电的社会、道德和价值等实践理性议题，更多地呈现了核电政策争议议题的道德和价值分歧（见表3）。

我们可以发现，反核常民知识是一种以社会理性和价值理性为基础的知识体系。与以科技理性为基础的专家核电知识相比，涉核专家知识是一种指向事实及其科学解释的理论知识，而常民核电知识是一种指向规范性地反思应该怎么办的实践知识。两类知识在内容上不是竞争关系，而是互为补充，但在政策意涵上具有竞争关系。

区分核能专家知识和反核常民知识的差异具有重要意义，这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核电业界普遍存在的一种无奈和无力感，即对于反核常民知识不同意和不理解，但又很难甚至无法对反核群体的命题作出有力反驳^③。不同意和不理解，是因为反核常民知识的科学基础可能不系统、不准确，甚至是错误的；难以反驳，则是反核常民知识基于实践理性的伦理和价值主张，超出了核技术的知识边界。比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王亦楠在提出反对内陆核电等政策倡议时，都提及日本福岛事故后的处置困难，警示“现阶段全世界在应对核事故后的污染控制上，还有太多的科技空白和无奈”（王亦楠，2018，pp.78-81）。这类政策倡议的基础是核能技术不确定性及其社会影响等道义和伦理问题，是核能技术专家无法用技术话语予以解答和反驳的。

（二）知识行动：反核常民知识的源头、传播和影响链

国内反核常民知识的知识生产，总体特征是以外源信息为源头，以网络媒体为群体外部传播渠道，在社交媒体的辅助下以社交网络为群体内部的分享渠道。由此形成了反核常民知识的源流、传播和影响链。

反核常民知识的源头主要有两类。第一类是外文原作及其中文译本。在核能行业长期主导涉核知识生产的背景里，这是一个重要来源。比如，何祚庥院士提及的平井宪夫的《核电员工的最后遗言》（核电厂的运营安全），张承建提及的《第一核纪元》（核电的经济性、压水堆的安全隐患）。陶光远对于核电经济性的分析则源于德国能源署的相关报告（德国弃核及其新能源转型），雷奕安对于高温气冷堆、快堆及ADS系统等相关知识也来自境外的研究报告。第二类是国内核能领域具有很高地位的专家异见者。这类异见者往往是核能或反应堆领域的工程技术专家，具有深厚的专业背景和广泛的社会影响力。具体如表4所示。

通过追溯反核常民知识在时间、空间和社会关系等维度上的传播过程，我们可以看到比较清晰的源流和影响链。反核常民知识传播过程链的关键节点包括知识源头、一级传递者、媒体接力传递站和二级传递者（见表4）。以外文原作及中译、国内核电行业内部异议作为反核常民知识的源头，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常民知识传播过程中的时间和空间关系。《第一核纪元》是被誉为美国核反应堆之父温伯格的自传，温伯格是美国核能领域具有极高影响力的异见人士；《核电员工的最后遗言》是日本福岛事故发生之前15年（1996），日本福岛第一核电站技师平井宪夫的作品。这些都是在核电发达国家内部出现的反核异议。因而，对我国反核常民知识生产中的重要文章次第流转及其影响链条下游传递者的情况进行调查研究，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地看到常民知识传递者之间的社会关系及其对于常民知识传播的影响。

国内反核群体在知识传播渠道的选用上存在显著差异。第一，处在社会影响链高端的体制内知识精英最有可能获得大众媒体和政策内参渠道里的能见度机会，比如何祚庥、王亦楠的文章；以及核能行业里的异见者如李玉仑、张禄庆等，他们更有可能在《中国经济周刊》等权威刊物发表文章，获得有影响力媒体采访等能见度机会。第二，体制外精英则在新浪博客、财新网博客等权威互联网媒体平台上获得能见度机会。这里面的典型是陶光远、张承建等。第三，处在社会影响链末端的反核人士或群体，如“望江四老”、李兆明等，主要借助所在地的互联网媒体（如望江论坛）、微信公众号等社交媒体平台上的能见度机会。第四，人际网络作为传播渠道。反核群体内部的松散联盟也是反核常民知识传播的重要非正式渠道。这个渠道借助了新兴社交媒体带来的交流便利，使得反核群体内部的松散和弱关联人际网络，也能成为常民知识传播的重要渠道。这类渠道尽管覆盖面不广，但具有感知可信度高的优势。

反核群体为了最大化影响力，往往多种渠道并用。第一，针对体制内系统，选用渠道包括给主管部门及领导上书、信访、内参报告、两会提案等。“望江四老”、王亦楠、高彦明等都曾通过各自的渠道递交反核主题的报告、信函、提案等。第二，针对普通公众，反核群体选用新闻媒体、社交媒体等媒体渠道。为了影响公众，反核群体往往将上书政府的信函、信访、内参报告等作为素材，改写成适合在大众媒体上刊发的通俗文章。比如在2014—2021年，《中国经济周刊》曾先后23次发表王亦楠署名文章。第三，反核群体的媒体文章转化为社交媒体推文。反核文章被转发到网络博客、微信社交媒体，再通过人际网络等非正式渠道和人际影响，获得更为广泛的社会影响。

（三）知识后果：反核常民知识的社会影响

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会有多种因素交互作用，影响政策结果的那些因素往往隐伏不现。所以，国内反核群体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我国内陆核电政策走向，是一个难以通过直接观察而回答的问题。但可以观察到的是，国内反核常民知识体系在塑造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决策者以及普通公众对于内陆核电的认知结构、情感偏好和政策预设等方面，先后出现了一些具有重要意义的典型事件或信号。

反核常民知识最主要的显性影响是致使中央政府暂停了内陆核电建设，并且延续至今。福岛事故后，国内反核群体的广泛社会影响力与其在社会权力结构中相对弱势的位置形成了悬殊对比。“望江四老”在安徽省望江县算得上是地方政治文化精英，王亦楠作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环境研究所研究员，亦不是普通民众。不过，与拥有十多位两院院士的核能行业以及核能行业里的超大型中央企业相比，无论是涉核知识所赋予的权力，还是与决策中心之间的距离，他们都是微不足道的弱权一方。然而，国内反核群体中的少数几个人，却让国内几大核电巨头上上下下的业界精英都备感头痛，甚至多次因为政府领导的批示而引发核电行业的舆情地震^④。

知识生产与权力实践之间交互影响的关系分析，尤其是知识生产如何塑造社会权力结构（Gaventa & Cornwall，2006. pp.122-128），特别适合解释国内反核常民知识生产的社会影响力。国内反核群体社会影响力的获得，正是通过生产一套完全不同于核电业界的核电知识体系，打破和颠覆了核电业界对于核电的垄断话语。其影响过程体现为通过反核知识和话语的生产，来改变现有核电制度赖以立基的制度逻辑，推动现有主导性实践的调整和改变。这也被认为是一个去制度化的过程（deinstitutionalization）（Maguire & Hardy，2009. pp.147-178）。这种去制度化的现象在我国内陆核电政策争议中有一些典型表现，比如个别新建核电厂首次装料证书颁发程序的调整、《国家核电中长期发展规划》中内陆核电建设计划的搁置等。

反核常民知识的隐性影响是塑造了公众及决策者的认知结构、情感倾向和政策偏好。反核常民知识的社会影响，不仅表现为破除了主流核电知识的垄断地位、影响了内陆核电政策等，也表现为反核常民知识日益成为塑造公众涉核认知结构、情感倾向和政策偏好等因素。正如卢克斯对于权力实践之面向的分析，权力的运作不仅仅存在于决策和非决策等可观察的行为当中，而且影响人们的感受、认知和偏好，这恰恰是更巧妙隐匿且使人们习焉不察的权力实践（Lukes，2005. p.28）。

反核常民知识之隐性影响的生成，与其知识生产实践发生在深度媒介化环境中，行动主体之间高度联结而不是孤立的个体，有着紧密关系。一方面，是反核群体内部以及反核群体与核能专家异见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和话语联盟。从图1我们可以看到，国内反核群体的主要影响力不是在传统媒体中，而是在互联网媒体中。在社交媒体环境里，常民和专家非常容易建立行动者网络，形成松散的话语或意见联盟关系。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北京大学物理学院副教授雷奕安和反核群体之间松散的话语联盟，以及对美国AP1000堆型抱持批评态度的温鸿钧、张禄庆和反核群体之间形成的一种观点联盟等现象。

另一方面，反核文章在互联网和社交平台上转载后，激发了大量的网民在文末讨论区域参与。这形成了反核异见群体与普通公众在网络公共空间里的协同合作，相互激发，协同知识生产。如“望江四老”在安徽望江县的“望江论坛”网站开辟了一个“核电论坛”频道，供安徽望江县居民在线讨论。

此外，国内反核常民知识的生产不仅通过大众媒体和网络媒体影响普通公众的涉核认知、情感倾向和政策偏好，而且活跃于中央和地方两级人大和政协当中，力图影响各级政府官员。但是在人大或政协提出反核提案或议案的代表，未必是公共领域里日常活跃的反核行动者。可以推论，体制内的政治文化精英由于受到身份和压力等多种因素掣肘，他们的反核意见在互联网等公开平台上是空缺的，但偶尔会在人大或政协两会中显露。国内反核群体对于地方政府决策者及公务员等地方文化精英的影响，尤其表现为福岛事故后涉核项目落地难现象。反核常民知识的生产和传播，增加了涉核项目发生邻避冲突的社会风险，使得涉核项目成为充满政治风险和高度不确定性的政绩项目^⑤。

五、讨论：探索我国风险治理中常民与专家基于知识的共识协商模式

近年来，我国公众参与风险治理不仅作为规范性原则写入了《重大行政决策公众参与办法》等法律法规中，也日益成为各级政府施政的具体实践。但是，在制度的规范性和实践的复杂性之间，始终存在难以调和的矛盾。一方面，公共决策的复杂性需要高度专业化的知识。控制着专业知识的人或机构因此获得相当的权力，甚至在特定情境下可能利用专业知识门槛来阻碍公众实质有效地参与。另一方面，民主决策的规范性理想及其制度，要求公众有权利对影响其生活的工业项目或公共政策施加影响。为了调和两者之间的紧张关系，风险治理中民主协商理论提出的解决方案，是通过技术风险信息的透明公开来为公众参与和知情决策铺垫基础。

但是，在风险信息透明公开的实践中，信息公开并不会必然增进社会信任和优化决策。在具体实践中，资源短缺（时间、金钱和能力等）和动力不足（兴趣、信心和效能感等）是影响公共参与的主要障碍因素。在深度媒介化环境里，互联网技术革新和常民知识实践对于解决公众参与的资源短缺和动力不足问题，各有其效应。其效应可以从三方面来理解。

第一，常民知识对于风险治理的独有贡献。常民知识的最大价值不在于发掘和呈现涉核科技的科学事实及其科学解释，而在于对技术风险评估的社会理性和价值理性以及与之伴随的政策主张。鉴于此，更好的公共决策过程和结果，需要平衡和兼顾以社会和价值理性为核心的常民知识与以科学理性为核心的专家知识之间的关系。

改革风险治理模式的路径和策略在于善用协商民主（大众民主）和精英民主（决策民主）的各自优势。既遵循公众参与的民主原则和尊重公众参与的基本权利，又不至于在决策中作出偏离科学理性的错误决策。一方面，在价值层面需要持守大众参与在知识运用上的正当性和合理性。发挥风险治理中公共协商在弥合分歧、吸纳民意从而优化决策、夯实决策方面的基础功用。另一方面，在技术层面需要防范无序的大众参与引致的行政资源耗费、低效和非理性等问题（王锡锌、章永乐，2003.p.3）。唯其如此，方能纠订科技理性在价值理性方面缺失的偏向。一般情况下，决策过程优先适用专家理性模式，在非决策领域善用公众参与模式。这不仅有规范性意义，而且可以防止“专家专制”而偏离公共利益目标，制约专家权力的滥用。

重视常民知识不意味着科学理性被实质性地贬低了。公众对于专家知识和科学机构的理解，始终与身份和信任紧密地捆绑在一起（Irwin&Michael，2003.p.13）。公众对于专家技术建议接纳的程度，往往不取决于技术建议本身的效度及专家的能力，而取决于技术建议能在多大程度上强化公众心中现有的信念立场。内尔金的研究显示，对于权威的信任、争议发生所处的经济社会情境，以及地方公众顾虑的强度等因素，将比技术建议的品质和质量更为重要（Nelkin，1975. pp.35-54）。

理论理性关注因果（是什么、为什么），实践理性关注价值（什么是好的、可以接受和可以包容的），两者都是风险治理需要的知识。仅仅依赖因果关系的理论理性，不足以弥缝风险治理的政策缺漏。理论理性不能回答该如何行动的价值问题，如同英国社会学家傅以斌所说，正如社会科学在解释和预测理论方面贡献不大一样，自然科学在反思性分析和对于价值及利益的讨论也贡献不大（Flyvbjerg，2001. p.25）。在回答应该怎么办的问题上，社会科学胜于自然科学。

第二，客观辨识常民知识在风险治理中的利弊。常民知识在风险治理中利弊交织。利的一面，它能突破核电产业对于核电知识的垄断、表达普通人对于风险的个性感知。弊的一面，它有时行为越矩，如常民以编织和传播谣言作为参与公共讨论和抗争的手段，利用人性弱点，诉诸民粹与民族情绪作为社会动员的策略，通过唤起社会性恐惧而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上获得能见度等。越矩行为对于理性沟通与协商是一种障碍。

如何公允地辨识常民知识在风险治理中的利弊，趋利避害是我们不得不考虑的。常民所取的效用倾向和工具导向，往往难于遵从科学标准。常民知识常常是不完整的，只与当下任务紧密关联，不能指望常民知识完整系统地涵盖各种现象。常民知识生产作为一种公众参与的具体形态，其价值不在于提供某种科技知识，而在于提供基于价值判断的社会知识。决策者和技术专家在对特定技术风险做出评估时，无疑需要吸纳公众的社会知识和价值立场。

在未知或颇不确定性的情境里，风险管理者常常是在未知、略知或假知中工作，他们尤其需要了解风险决策的权力结构、将决策转化为行动的知识，以便正面影响风险治理。常民知识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凸显出其价值。然而，正如任恩所说，在风险治理中，我们常常混淆风险评估和风险管理所需知识的不同类型，尤其表现为对于社会知识的忽略（Renn，2008. p.179）。

当然，我们需要警惕常民知识生产和传播过程中的各类越矩问题。如常民知识生产和传播中的商业民粹、狭隘民族主义，以及策略性地使用死亡恐惧煽起情感，都是值得警惕的。理性认知和独立判断需要排除任何可能的胁迫并免于恐惧。常民知识生产也需要遵循共享规则，需要强化常民知识生产的问责机制。

第三，知识协商作为改进公众参与风险治理的策略。常民知识的弊端往往与生产和传播过程相关。目前国内反核人士多数是个体行动者，组织化程度低，且国内反核群体的草根成员很少会受到专业规范的约束。所以，反核常民知识生产非常大的一个问题是知识不准确，甚至引起流言或谣言。这便提出了一个紧迫问题，就是掌握科学和工程技术知识的相关机构专家及其团队，如何更好地参与常民知识的生产和传播过程中，从而防范知识错误。因此，知识协商显然是必需的。

首先，常民知识在风险治理中的问题回应了一个经典命题，即民主是一种政治秩序，其道德功能在于制衡权力，但不保证必然提高政治决策的质量（Talisse，2020. p.357）。当公民言论自由与结社自由权利交互作用时，民主机制可能成为扭曲群体认识的病理机制。在社交媒体环境里，因社交过滤或算法过滤等选择性接触信息而导致群体意见极化，互联网上争辩各方的不理性愈发常见，使得包容异见、妥协贵和的理性沟通更为稀缺。媒介技术革新加剧了人们认识能力原本的脆弱性（Sunstein，2017. p.24）。

其次，知识赋权对于各方有益，不是一场零和游戏。在知识生产过程中，常民与外部同情和赋能的专业人士协作，常民群体不仅可以表达自己的意见，获得行动的权力（power to）和内在的权力（power within），而且还能重获他们作为积极主体的能动性。决策精英和技术专家也可以通过倾听和学习，卸下或弱化公众印象中的控制和宰制等刻板印象（Gaventa & Cornwall，2006. p.122-128）。如果技术专家参与常民的知识生产这种协同实践，不仅有助于两类群体生成共识，而且有助于基于科技理性的科学知识与基于社会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常民知识的互动融合。常民和专家之间之所以需要走向共识，是因为即使对科学和政府持极为批判态度的常民，也仍旧依赖于专家体系来为潜在风险寻找可能的解决方案。而且也只有通过科学的探索才可能识别潜在的风险，无论风险是可见还是不可见的，普通公众最终还是要依赖科学。

最后，常民与专家的互动实际上已经非常频繁地发生在国内反核群体的常民知识生产过程中。从本文聚焦的国内反核常民知识生产情况来看，常民不仅可能掌握知识，而且知道如何获取新知识：他们能够反思为什么采纳此类“科学事实”，而非彼类“科学事实”。他们擅长描述为何偏爱这些知识信源而非其他信源，他们能够证明为什么信任这些专家权威而存疑其他权威（Irwin&Michael，2003.p.28）。在常民知识的生产过程中，公众吸纳同情其观点且具有威信的科技专家，形成联盟，使得常民论断获得更大影响力和合法性。这促使我们反思目前学界和业界普遍存在的一种简单化而遮蔽了复杂性的二分法，即常民知识与专家知识之间泾渭分明、互不交集的区分。

我们迫切需要探索破除常民与专家之间知识协商的各种障碍，为常民知识生产作为公众有效和有序参与风险治理实践的一种工作方法铺垫基础。事实上，国内核电业界已经做了一些重要探索。我国核电业界已经初步确立了“公共宣传、公众参与、信息公开、舆情应对、融合发展”的公众沟通工作体系。但是，目前的问题在于这一工作体系在实际落地过程中，存在严重偏向，即偏重公共宣传和舆情应对，而轻视公众参与和信息公开。如果不纠偏，将难以启动常民与专家的知识协商，也难以为公众有序和有效地参与风险治理准备条件。

六、结语

我国反核常民知识生产是公众参与风险治理实践的具体形式。反核常民知识体系呈现了不同的核电事实和政策主张，这正是反核常民知识生产背后的政治意义。在系统考察了我国反核常民知识主要特征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以风险治理中常民与专家之间的知识协商，作为技术风险之协商治理实践的一种策略。在这种常民与专家之间的知识协商模式中，我们需要重新认识常民知识对于风险治理的独特价值，并公允客观地辨识常民知识在风险治理中的利弊，趋利避害。此外，我们迫切需要破除影响公众有序和有效参与风险治理的各种障碍，从而为常民和专家之间的知识协商铺垫基础和条件。

在技术风险管理和治理过程中，风险技术的科学原理知识与道德价值知识，两者不可避免地会关联和捆绑在一起。如同转基因工程和垃圾焚烧等有争议的技术一样，在核技术领域里社会可接受的技术风险究竟是什么，我们并没有一个逻辑的、事实的或科学的指南。社会可接受的技术风险始终是社会各方互动的产物。在风险治理中重视常民知识生产，并不意味着放弃专家知识和科技理性在风险决策中的作用。我们需要避免仅强调公众参与的无差别民主机制，因为这容易导致邻避等无序无效公众参与的问题。一套缺乏科学知识基础的技术风险话语无疑将会是空洞甚至错谬的，而一套完全忽略道德和价值规范的技术风险管理方案也很可能会助长不良甚至无良行动。唯有保持两者适度且必要的平衡，公共决策才能兼顾科学理性和社会理性，从而使社会利益最大化。

注释

①访谈：CGN-2013-2017。

②访谈：BJ-201612-01、BJ-201712-01。

③访谈：CGN-2013-2017、SZ-201405-01、SZ-201405-02、BJ-201612-02。

④访谈：CGN-2013-2017、SZ-201405-01、BJ-201612-02等。

⑤访谈：CGN-2013-2017、SZ-201405-02、PZ-201708-01等。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深度媒介化环境里的核电风险沟通与协商治理研究”（项目批准号：20FXWB005）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本文参考文献从略，完整版请参看刊物原文

本文引文格式：邓理峰：《风险治理中的常民知识生产、传播及影响——基于我国内陆核电争议中反核群体的研究》，全球传媒学刊，2022年第2期，37-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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